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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就婚前个人和婚后所得的合法财产，除法律明确约定不能分割的以外，可以就财产的归属做约定。男方在案涉协议中均明确表示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共有财产归共同所有，视为对个人财产的处分，除不能分割的职业年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以外，其余财产应当按照约定分割，无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依法分割。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之规定，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但并不禁止军人一方自愿将上述资金实际领取后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因此王某本有义务将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等依约或依法共同共有，但婚前及婚后男方并未取得过上述资金，故不存在分割的问题，杨某该项诉求不成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同时，就男方婚前婚后获得的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归属，三份协议约定均不一致，应当视为约定不明确，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经查实，王某领取了转业费241,880元、住房公积金69,257.63元、住房补贴88,610.56元，上述资金虽然离婚后领取，但发放截止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属于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依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转业费的分割方式为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具体到本案为王某入伍时为2010年6月，时年23岁，转业费为241,880元，年平均值为转业费总额(70-入伍年龄）,即241,880元47=5,146.38元，平均每月转业费428.87元、每日转业费为14.3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金额为5,146.38元/年3年+428.87元/月7+14.3元/日4天=18,498.43元，依法分割后杨某可以获得9,249.22元，而杨某承认转业费中已经拿到了30,000元，故再要求支付转业费问题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同时庭审中王某仅主张从转业费中给付杨某30,000元，未要求判定转业费具体金额后将多给付的转业费退回，故多给付的转业费一审法院未做评价。

　　离婚协议不同于普通协议，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杨某与王某在办理离婚登记当天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一式四份，杨某、王某、民政部门和王某单位各有一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和违约金的约定十分明确，具有法律约束力，且一审中王某亦认为应以《离婚协议书》为准，其中约定但未履行的180,000元彩礼，在《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中亦有明确约定，应按约履行。法院理应判决王某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将各项待遇费用682,735.81元及约定违约金500,000元支付给杨某，并支付相应资金利息。

　　本院认为，双方离婚以及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事实发生于2019年8月23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一条的规定，本院二审仅围绕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的请求，本院不予审理；根据杨某的上诉请求，以及王某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需要审查的重点应为：一、案涉三份协议的效力；二、杨某主张的682,735.81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杨某主张的彩礼180,00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杨某主张的500,000违约金及资金占用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案涉三份协议效力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于判决书说理部分进行了论述，但未在判项中作出确认，经本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双方均同意本院在二审阶段对案涉三份协议的效力作出判断确认。经审理调查，杨某与王某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夫妻财产约定补充协议》及《离婚协议书》均有双方签字捺印，王某抗辩两份婚内财产约定系维持婚姻而被迫签订，《离婚协议书》是因杨某来王某工作单位后，其为维护工作单位和自身形象而被迫签订。

　　另，经本院审查，《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签订后不到半年，双方再次订立《夫妻财产约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中载明：“若今后男方再次违反婚姻底线，女方有权提出离婚，男方不得拒绝。”从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订立目的和约定的权利及义务综合来看，该协议系双方为维护家庭和婚姻关系，约束男方忠实于婚姻而订立的忠诚协议，该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应属自然债务，除当事人自愿履行外，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因此，本院对《夫妻财产约定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不作处理。

　　关于杨某主张的682,735.81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通过一审法院调取的《关于协助查询工作情况的复函》,可以认定王某领取转业费241,880元（含奖励工资17,990元）、领取住房公积金69,257.63元、领取住房补贴88,610.56元、职业年金115,728.56元、养老保险188,579.66元（不发给个人，转入地方接续）、领取医疗保险8,679.4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对上述财产如何分割，本院逐一分析评述如下：

　　其一，对于转业费241,88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3)19号）第十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上述内容系对军人转业费中的夫妻共同财产如何认定作出的一般法律规定，但上述法律规定对转业费中夫妻共同财产数额之外的部分能否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杨某与王某在《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约定男方婚前婚后复员费等一次性费用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转业费等国家政策性发放的军人各项待遇费用全部归女方所有，王某抗辩称前后协议约定不一致应视为约定不明。本院认为，前后协议约定不一致的情形下，应当以后签订的协议为准，故依据双方《离婚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该241,880元的转业费应当归杨某所有。扣减当事人双方均认可的王某在收到转业费后已经支付给杨某的30,000元，王某还应当向杨某支付211,880元。

　　其二，对于住房公积金69,257.63元、住房补贴88,610.56元，双方在《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中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理应依约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本案中，双方虽对该部分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达成合意，但未就分割形成一致意见，由于双方婚生女王某某在父母离婚后由杨某抚养，本着有利于王某某教育和成长的原则，本院综合全案事实酌情认定，住房公积金69,257.63元分割给女方41,554.58元、住房补贴88,610.56元分割给女方53,166.34元。对于杨某主张的王某在婚姻期间存在过错的事实，其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其三，对于职业年金115,728.56元、养老保险188,579.66元、医疗保险8,679.4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号）第十三条规定：“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另一方请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养老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付养老保险费，离婚时一方主张将养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缴付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夫妻离婚至今王某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的条件，而杨某亦无证据证明王某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中的个人实际缴纳部分数额，故本院对杨某要求分割该部分财产的诉求不予支持。而医疗保险金作为人身属性较强的一种储蓄性、保障性资金，且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该保险是由夫妻共同财产所缴纳，应当归属于个人财产，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某主张的彩礼180,00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涉婚赠与行为是附条件的赠与，在没有与对方缔结婚姻或最终离婚的情况下，赠与行为所附条件不复存在。本案中，双方婚姻关系已经终止，虽然双方在《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对离婚后的彩礼支付作有约定，但本院认为，杨某离婚后借协议索要彩礼，既违背了新时代消除彩礼导致婚姻商品化的价值取向，也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某主张的500,000违约金及资金占用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在杨某与王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违约金作出约定，该协议内容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王某抗辩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调减。本院认为，双方虽对违约金的支付金额有明确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现杨某请求支付的违约金500,000元，已经明显高于本院认定的其未得的分割财产部分，本院依法酌定以王某应当支付给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306,600.9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三年期定存利率从2019年8月23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而对于杨某要求对其应得款项和违约金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求，本院认为，一则双方对此并无约定，且王某转业费等费用领取条件何时成就，在《离婚协议书》签订时并不确定；二则双方在《离婚协议书》已经约定了延迟支付的违约金，该违约金本身即带有填补亏损和惩罚违约一方的作用，故本院对杨某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某的部分上诉请求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3)19号）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号）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一条，判决如下：